對話是反思與行動的詞

　　張文質（教育學者）

　　我对保罗·弗莱雷充满了敬意。2000年之后的教育思考几乎就是从《被壓迫者教育學》开始的。与之对话的最直接结果便是我2004年出版的《教育的十字路口》，甚至可以说这个命名也来自弗莱雷先生隐秘的启发，他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启示者，他的思想、他的不容置疑、本身又是开放性的句式，这些吸引力都是不可言喻的。

　　不過我感興趣的重點並不單在于弗萊雷精心構建的階級分析立場，我需要的是一個教育變革的出口，所謂被壓迫者狀態既是身體的、生活的、精神的，更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文化。我首先是從這樣的教育場景和具體的個人身上的教育意識形態與之相遇的，由此我不斷從他的書中獲得無數的洞見和被召喚感，我同樣意識到必須把自己身處的世界看作是處于“改造過程中的現實”，“這始終是一個充滿痛苦和希望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我們終于可以在一個接納我們但讓我們感到陌生的社會裏超越客體地位而走向主體地位”，簡言之這就是教育的希望之路。

　　弗萊雷所倡導的對話理論，常常會被簡化爲一種教育技巧。他說對話是這樣的詞，它既是反思也是行動，說出一個真正的詞，就意味著改造世界。對話必須對客體知識有持久的好奇心，對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更好地理解知識客體的手段，因此對閱讀理論性讀物和進行理論性討論的意願與開放性同樣至關重要，這些才真正有助于培養學生“對世界的批判性認識”，對整個現實有一個全面的理解，這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教育幹預，使社會能夠因爲教育的努力而朝著和解、公正、人性的方向發展。

　　今天，沈默文化仍是某種可怕又讓人沮喪的力量，仍有某種勢力試圖使大多數人變成客體，教育仍可能成爲一種“人的敵人”。閱讀、參與對話的實踐，無論是幫助一個文盲獲得自我意識，還是幫助更多的學習者看到自己身上的權利，都是最好的變革世界的方式，“自由的實踐”才能造就自由的人。有人性地活著，就是在命名世界，改變世界。